从派出所出来之后，三哥直接把我们几个送往了九镇医院。
唐厂长很会做人，所有的医药费都是他自己主动坚持一定要出的，他说我们几兄弟是为他收账才出的事，他应该要负责任。
在钱方面，三哥向来都很硬气，但是那天，他却没有推迟，只是说了一句：“唐厂长，你放心，这个钱不会让你垫太久的。”
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们谁都不想回去，那晚三哥帮我们安排了睡觉的地方，然后叫了酒菜到房里，大家边喝边聊。
唐厂长表示了，三哥如果要做事的话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只管说。
三哥说，也没有什么别的，就是希望唐厂长在虹桥乡政府找人，把我们水泥厂的人收账还被打的事正式通报给派出所，起码先让派出所知道我们在理，不会真的把我们当抢匪搞，万一出点事，也好睁只眼闭只眼。
唐厂长也是个有点义气的人，走南闯北的，精是精，但是有人情味。他当场表态说没有问题，搞了这个水泥厂之后，他和虹桥乡政府的关系很不错。他还有个同学是市局的，也可以要那个同学打个电话问问，不起多大的作用，但是给点压力也好。并且表示其他客套话就不用多说了，大家都是一起求财的。如果三哥要钱，可以先找他拿，年底分红里面扣。
三哥说，这样最好，钱的事就不用唐厂长费心了，他自己有。还让唐厂长放心，这件事一定办好，欠的债和用的钱一定会给唐厂长连本带利地拿过来，如果拿不到，三哥自己出钱帮厂里贴。
那天从三哥说话的语气和表情，我看出来了三哥非常生气，我当时还以为是三哥看着我们被打成这个样子的原因，我还劝了三哥。
三哥给我的回答是：“你不懂，这个事一定要办的。”
多年之后，回想往事，现在的我才真正理解了三哥的意思。
当年的那件事，我们被打是导致三哥生气的一个原因，但是绝对不是主要原因。
五癫子没钱没势，出了名的一个浑货，他偶尔的胡作非为，三哥也许可以忍受；但三哥绝对不能忍受的是张老板，居然敢于和五癫子绑在一起反抗他。
也许，张老板并不是刻意或者真有胆子要和三哥作对，他只是在一时的侥幸心理之下，被五癫子煽动而犯下了大错。但动机并不重要，他毕竟已经这样做了，这就是在砸三哥的饭碗。
江湖上，本来就是树倒众人推的地方。先例一开，处理不好，自然就少不了有后来人跟随。
所以，三哥必须要未雨绸缪，在危机刚刚出现之时，就立马堵死。
水泥厂是三哥事业的一个转折点，在这个关键时候如果有人敢来反抗他，那么不管那个人是谁，三哥都必须要毫不留情地把它办下去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不要说是张老板和五癫子打了我们，就算一个乞丐打了三哥的一条狗，三哥也会把他弄个半死。
因为，这是对于三哥权威和地位的挑战。
纵观三哥的前半生，第一个挑战他的人——老鼠，现在还在监狱；第二个挑战者黄皮已经残废，不知去向。
所以，三哥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，严重到那两个蠢货根本预料不到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。
第二天，三哥又带着人去了文公乡，在街面上等了五癫子一天，没有见到踪影。随后又去了渔场，渔场的张老板也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
于是，三哥就在文公乡放出了话：三天之内，张老板和五癫子如果还不去虹桥水泥厂找他的话，他就直接砸了张老板的养殖场。
接下来几天，九镇附近黑道白道很多稍微说得起一点话的人，都纷纷登门拜访找三哥说情，说张老板是如何后悔，怎么愧疚，说完全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医药费和欠的钱，张老板都愿意全部承担。而五癫子本身就是个脑袋不清白的浑人，三哥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放他们一码，今后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，一定尽力之类云云。
对这些人，不是很熟或者不用太给面子的三哥根本见都懒得见，直接就要明哥和唐厂长打发了；对于关系好或者多少要给些面子的人，三哥听他们说完之后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回答：
“各位都是一个地方的朋友，认识我义色也不是一年两年了，我义色平时有没有惹是生非，得罪各位？没有吧。他姓张的欠债不还，还打得我的人伤筋动骨，各位，打狗也还要看主人呢。不是我义色不给各位面子，我只是问一句，我给你们面子，谁给我面子呢？这个事，你们把我当朋友，就不要管，算我义色欠各位一个人情。事后用有得上的地方，我在所不辞。最好，还麻烦各位回去给姓张的说一声，三天之内自己主动过来上门找我，那我们就还有商量的余地。如果不来，到时候，就别怪我义色不讲情面。哪个敢帮忙，我连哪个一起搞！”
三天之后，张老板和五癫子终究还是没有来。
张老板倒是托人给三哥带来了两万元钱，三哥接下了，送钱的人问三哥什么意思，三哥还是说：三天之内，要他自己来问我。
第四天早上，三哥、明哥、牯牛、癫子、缺牙齿、武昇、袁伟和我，还有前面提过的一定要拜我做大哥的贾义、胡玮，再加上三哥他们的手下，以及过来帮忙的朋友等，一起五辆中巴车，一辆桑塔纳，浩浩荡荡地冲向了文公乡养鱼场。
很快，我们就到了文公乡养鱼场，远远地就看见养鱼场里面的平房前也都是黑压压的一片人，看样子，张老板这边也做了准备。
车子一停，所有的人都纷纷提着各自的家伙下了车，在三哥的带领下，往渔场里面走了进去。